正义之平等与自由解读

田景仲 铁芒萁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于个体自主，以对社会及其存在的价值、法律和个人主义重新定位的认识与看法来作为本文正义的出发点，即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接下来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笔者则是在借鉴古之大哲学家、大法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分别对自由、平等和正义理论三者之发展小史，真正的内涵以及各自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来加以展开的。以图达到对三者初步认识的目的。而本文的重点部分则是第六部分，即在于分析自由与平等各自存在的悖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基于现代正义的客观要求，在联系本国的实际情况下，笔者进一步探讨了自由与平等两者，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特殊情况下如何得兼的问题。

关键词：自由 平等 正义 解读

Abstract: This text bases on individual's acting on my own, coming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view of the society and it’s value , law and individualism’s reorientation as the springboard of the justice of this text, named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Following the third ,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part,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heory view of the famous philosopher and the jurist of the ancient, and with my own personal understanding of my life, I talk separately about the freedom ,the equality and the justice’s development XiaoShi,real intension and launch to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society each of them. In order to pursu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knowing to the three tentatively.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text is the sixth part ,I just analyze the freedom and the equal’s paradox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modern justice an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 I discuss their concurrences for further study, especially how they are in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cases.

KeyWords: Freedom Equality Justice Understanding

正义之平等与自由解读

1 引言

作为人之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价值，自由与平等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正义问题一直是人类非常关注而又颇感揪心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并不需要很深的逻辑推理，也不需要进行理论研究的升华，而是在实际生活过程中触手可及，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这是人类生活于世无意或有意置身于此的无奈，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不公平”，像这样再平常不过的话语，即使只算一种牢骚，却并不阻止我对于其“公平”本身的思考，但我又疑惑于卢氏之“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以及何为正义？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正义？在自由与平等二元价值并存与冲突之中，怎样为了正义而相得益彰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这些萦绕在耳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迫使我不得不就此深入下去。

2 正义的出发点：个体自主

（一）、个人之社会观与价值观
人的成长是一个价值不断权衡与选择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定位以及对这个世界不同的感受，孤立而不孤独；认同而不苟同。这种价值的绝对超越是笔者朦胧中的正义——绝不失掉自己，但同时注意手段与目的的组合排列。
然而，生活绝非一个人的生活，鲁滨逊固然还有一个星期五，但事实与其他荒岛动物别无两样。
“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阻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1] 。“然而，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依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2] 。
于是，人类集体的合作似为必要，实属无奈。“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部分。”[3] 。当然并不是完全情非得已，因为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 [4]；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渡让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都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一致。与此同时，也免不了利益的冲突，因为人们对于他们合作所产生的较多利益不是无动于衷的，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每个人都要求多多益善。
（二）、个人之法律观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亦为一种意义体系。任何规则必涵蕴有一定的法理，载述着一定的道德关切，寄托着深切的信仰。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法意，它们构成了规则的意义世界，而为法制之内在基础。
我想，任何法制的生长与运作，必伴有相应的法意。在法律移植的情形下，甚至滥觞于相应的法意，法意因而为法制的先导。法制恒定而恒变，法意因而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与地域色彩，反之亦然。不过，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正义、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与尊严，却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这是人世生活的本身要求，也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固有品质，既然一切法制和法意均源于生活本身，分别表述了生活的规则性存在和意义性存在，那么，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法意即生活的意义，而生活的意义主要即在此世道人心。
（三）、个体自主——个人主义的自我定位
由以上可以看出，任何离群索居者只能成为时代的笑柄 ，而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然而笔者却也不赞同那些大喊空话套话，为人类幸福不惜牺牲自我一切的做法。“舍我其谁？”只是老庄等贤能之辈欲拯救于天下苍生的真诚呐喊。在众生共存中，笔者倒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哲学——一种由个人完善达及社会群体的养生之道。
个人主义是一种赋予个人自由以很高价值的政治和社会哲学，它通常强调自我引导的相对不受约束的人本身。作为一种哲学，个人主义涉及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有关人性的理论，对某种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体制的一种态度和信念。这种信念与价值体系有学者以三个命题来加以表述：第一，所有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由人来体验的；第二，个人是目的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个人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相反；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性的表述正如康德所说，是任何人都不能被当作其他人福利的手段。因此，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5]。
然而现实中，一提到个人主义，就会有人暴跳如雷，大反对特反对。而其实，个人主义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这种价值取向在我看来并不必然导致惟利是图，尔虞我诈，全然不顾团体、社区和国家的利益，而且我认为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甚至也不缺少爱国主义的情怀。殊不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在理论上完全否认个人价值取向的社会是很难实现政治自由主义的。而且正是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才得以建立。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对自由主义的深入理解，势必要与中国旧传统中压抑个性、唯国家和集体是大的观念决裂，划清个人主义和为我主义，自私自利的界限。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曾大声疾呼，倡导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鼓励人们大胆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他教育青年说：“把自己铸成武器，方才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独立的人格，你们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6] 。

3 正义之第一范畴：自由

（一）、自由理论小史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整个法律正义哲学都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自由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代希腊。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特别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雅典人。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所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也就是为自由而战。待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在漫长的中世纪，成了基督教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是神学窒息人的思想最黑暗的时代，因此，与基督教水火不容的自由则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苦难”。好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桎梏中拉出来进行了重新地认识与定位。在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些启蒙思想家及哲学家对自由进行了深刻地阐述，使自由有了质的发展。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7] 。杰斐逊（Jafferson）确信，自由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一种权利。卢梭痛苦地疾呼，“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8] 。康德宣称说，自由乃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个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9] 。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可以说是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为自由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到了近现代，自由一词更是耳熟能详的东西。以诺齐克、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更是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让自由深入每个人的心里，把自由带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二）、自由真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想自由一词的意义并不复杂，就是指不受限制或阻碍。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这是自由一词的本义。任何其他的意义都由此延伸而出。任何时候脱离这一本意来讨论自由概念，无论议论者如何自以为深刻和有创意，都会存在理论上的歪曲和困难。尽管大部分自由思想家都认为他人有意的行动才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我想这一“有意的”限定语并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充分条件。即他人有意的阻碍行动显然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但个人自由的被限制并非都是因为他人有意的阻碍，有时候非有意的行动也会限制个人自由。如图书馆管理人员将某同学忘记了的钥匙锁在图书馆而导致该同学进不了屋子而失去了一定的自由。
在笔者看来，要求自由的欲望无疑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特性。汤因比说：“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他便不能生存一样。人性中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驾御的意向……，这种意向要求获得少量的自由，并且知道在意志被刺激得超出忍耐限度时如何设定其意志。”[10] 。
以上只是从一个人的外部环境方面对自由加以描述，而实际上，自由不只是排除外部约束和免受专断控制，而且还包括了在服务于被称之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个人自然天赋所掌握的技术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条件，这乃是为形成一个目的，借助有组织的文化手段使该目的转变为行之有效的行动，以及对这种行动的结果享有充分乐趣所必要和充分的条件。”[11] 。
那么人们本身之自由何在呢？自由的另一层面到底是什么？这里就很容易想到出生于俄国，而后迁移到英国，以《两种自由概念》而傲世于自由主义思想领域的伊塞亚•柏林。他在本书中同意“对一个人施以强制，就是剥夺他的自由”这一简明的论断。但紧接着说，问题在于“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为了澄清有关自由的疑问，柏林于是提出了两种自由观，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涉及对以下问题的解答，即“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和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12] 。
消极自由主要是指从法律和政治的角度对于人的外部的来自他人的阻力与限制，它使得人们的有些要求与欲望不能实现，且“我是否受到压迫，其判别的准则是：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不受别人干涉的范围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愈广”[13] 。这种自由从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来说，是可以比较清晰实现的，可以明确判断出一种制度是否捍卫了个人的消极自由。
在柏林看来，与消极自由有所不同，积极自由的主旨是“自主”。“自由”这个词的积极意义，是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笔者很赞成这种观点。“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非别人意志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主体，而非他人行为的对象；我希望我的行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识之目的而非外来的原因……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设定自己的目标和决策，并且去实现他们……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只要我相信这一点是真理，我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强迫我认为这一点不是真理，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已经受到了奴役。”[14] 。
从以上可以看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不着眼于别人或外力是否设置障碍。但是，正如卢梭所言，其是道德上的自治，在政治上带有相当的危险性。因为积极自由比较模糊，而且很难通过制度来保障或实现，一个人连起码的消极自由权都不能保障，却仍然可以自豪地称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正如斯多葛派所言，奴隶甚至也可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自主，这也就是“遁人真正的自我这一内心堡垒的理性圣贤”的观点。积极自由实在太灵活，太宽泛了，没有消极自由的基本尺度，任何体制都可以自称是赋予人们以积极自由的 [15]。但尽管如此，单从个人发展来说，一个人在无法摆脱外来限制（现实也是这样）的情况下，注重积极自由的培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三）、自由的现代意义
在现代社会，自由依然是一个神圣的追求。我想，一个文明的时代，消极自由正如我们所能亲身感受的那样，在随着法治的发展中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物质世界极大充裕的社会里，有人却失掉了自己，自主意思匮乏，甚至陷于了个人迷茫的泥潭，因此积极自由的提倡未尚不是一件好事。总之，从我国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


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发生非法拘禁案件情况的通报

1990年9月8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据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报告，深圳市不断发生因为商业、贸易纠纷，一方当事人以绑架、扣押人质等非法拘禁手段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偿还债务的案件。据对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十二起此类案件分析，属于深圳市内人员搞的四起，广东省内其他市县人员、外省区人员到深圳市搞的各四起；其中企业人员擅自搞的七起，有公安、检察人员参与的五起；被绑架、扣押的企业负责人和职员七人，港商四人，个体户、当事人家属各一人。这十二起非法拘禁案件，有三起已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汪奇、林世海等人非法拘禁案。一九八八年九月，深圳银河电子工贸公司与兰新无线电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录像机芯合同，银河公司收取定金一百九十九万余元。尔后，兰新无线电厂因无法履行合同而向银河公司提出终止合同。在双方对终止合同后的定金处理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时，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兰新厂委托深圳市天达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汪奇代表该厂处理退款事宜。银河公司认为与天达公司没有贸易经济关系，不同意将定金退给天达公司。在此情况下，汪奇等人雇请林世海等三名无业人员，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以做生意为名将银河公司业务员郑少伟骗出，并用汽车将他劫持到广州珠江宾馆。在林世海等人胁迫下，郑少伟打电话通知银河公司划拨四十二万元给天达公司。次日下午汪奇的女儿和出纳员到银河公司办理了划拨手续。二月十九日上午汪奇到珠江宾馆拿出事先拟好的划拨协议书，逼郑少伟签了字，随后将郑押回深圳放出。
二、王兴、姚昌生非法拘禁案。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晚，江西省南昌市五交化公司交电大楼经理王兴为了向秦皇岛公司索要拖欠的五十多万元贷款，在深圳市伙同姚昌生（江西省人，刑满释放无业人员）等人，冒充公安人员，将经济合同担保人中电大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副经理乔春宝劫持上人货车，连夜开往南昌，先后拘禁于青山湖宾馆、钢氨酒家等处。接着，王兴几次打电话给中电深圳工贸公司（中电大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上级单位）领导，以乔作为人质要挟还款，遭到对方拒绝。王兴达不到目的，便于七月二十七日把乔作为“诈骗分子”交南昌市青云谱公安分局治安队审查，而交电大楼所处地域并不属该公安分局管辖。后来在公安部、江西省公安厅的干预下，青云谱公安分局于八月十九日将乔释放。
三、徐克明非法拘禁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湖北省华丰国际贸易公司，深汉电子公司联营部经理徐克明，与深圳市福特公司开发部负责人沈川、湖北省沙市冰箱厂签订组装、购销东芝电冰箱一万台的经济合同三份。这些合同三方均未履行。徐克明在无货源的情况下，于一九八八年三月至五月先后与中南电子器材公司等六个单位签订出售七千台电冰箱的合同，将收取预付定金四百三十六万多元交给了福特公司开发部，该部负责人沈川携这笔款潜逃，至今下落不明。为此，湖北省华丰国际贸易公司，深汉电子公司联营部于一九八八年六月向深圳市法院起诉，要求福特公司返还这笔款。深圳市中级法院和广东省高级法院于同年八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分别作出一审和终审判决，判处福特公司返还四百三十六万多元，并偿还银行贷款利息。但是，徐克明却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写了一份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协助向荣晖公司经理刘黎然（荣晖公司是福特公司的上级公司，刘与此合同纠纷无关）追款的报告。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宋晓宪科长等三人拿着徐克明的报告和市公安局领导的批示到深圳市，找徐克明等人商议追债事宜。四月三日，由徐克明等人将刘黎然诱出，在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人员的协助下，用面包车把刘劫持到广州，住进东方宾馆，次日乘火车押回武汉。接着拘禁在湖北省经贸厅招待所，由国贸公司派了四人轮流监守。四月十四日，刘乘看守人员不备之机逃出，经徐州等地迂回逃回深圳市。
其余九起案件，多数已对有关违法违纪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或作了适当处理，决定不再立案侦察；有的还在继续调查，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决定是否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类似上述非法拘禁案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签订合同时不负责任、玩忽职守、草率行事，以致发生经济纠纷或上当受骗，由于有些地方对这类案件不能及时处理，有关的违法犯罪人员逍遥法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有些受害人为了追索欠款，便采取非法绑架、扣押人质的手段。还有的经济纠纷案件虽经人民法院判决，但不能切实执行，也使一些人采取非法手段自行解决。其次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检察机关在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时，片面保护地方经济利益，超越职权范围，对本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却以查处经济犯罪为名，采取非法拘禁当事人的手段，帮助一些单位和个人追索债款。这些违法、违纪的做法，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应引起各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足够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止和纠正。
一、各地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一九八九年三月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的通知》（〔89〕公（治）字30号），不得受理经济纠纷案件，严禁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以收审、拘押人质等非法手段插手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如遇有投诉，不能立即判明案件的性质是属于经济纠纷还是经济犯罪的，可以做必要的调查了解，但不得随意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各种强制措施；明确案件性质后，对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应当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各地人民检察院要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处在商贸活动中以绑架、扣押人质等方法逼还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的通报》（高检法发字〔1990〕第2号），严禁检察机关和检察干部以任何形式为企事业单位追索债务而直接办理诈骗、投机倒把等非自侦案件，不得非法绑架、扣押人质。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
二、对以绑架、扣押人质等方式逼还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一定要严格依法查处，尤其对公安、司法人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冒充公安、司法人员非法拘禁他人的，要依法从严查办，以确保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在查处绑架、扣押人质等非法拘禁他人案件的同时，对产生的其他问题也应做认真处理。如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应当告知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解决；如属于经济犯罪，则应当由有管辖权的公安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坚决打击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处，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一旦发现正在发生的非法绑架、扣押人质或拘禁他人的案件，要立即设法解救出人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发生意外，然后再区别性质、情况，移送主管机关查处。
四、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和对策，严格依法办事，预防和制止非法拘禁案件的发生。对那些情节恶劣、已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案件，要通过新闻媒介公布处理结果，以挽回影响，并广泛宣传法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自觉遵守法律，勇于同这种犯罪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