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

徐 卫 东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本人认为，必须在法治观念的层面以及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层面上，分别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自身的法律地位，和行使“权力”与享有“权利”的法定情形及合理条件，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分析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发布、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影响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然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内容；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法律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现代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政治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影响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总结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

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管理办法的通知


呼政发〔2010〕7号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管理办法》（市政府法制办审查登记编号：HGS—2009—0019）已经市政府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促进呼伦贝尔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内蒙古草原管理条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野生植物采集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呼伦贝尔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呼伦贝尔草原从事野生动植物开发利用、草原利用与建设、水资源利用、矿产开发、工业生产、风能开发、城市拓展、交通建设等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的相关活动，适用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中的“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四个层次。

第四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草原是指具有草原生态功能和适用于畜牧业生产的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具体指海拉尔区、陈旗、鄂温克旗、新左旗、新右旗、满洲里市以及牙克石市和额尔古纳市的草原区部分。

第五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督管理、协调全市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具体负责本单位和部门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第六条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制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将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纳入本地区规划和计划中。

第七条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要建立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机制，将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切实加强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手段，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建设项目对草原生物多样性有重要影响的，公民有知情权，对其影响评价有参与权。对于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有检举权、控告权。

第二章 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第九条 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加强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好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统一规划、管理、科学研究、跨国界合作、宣传教育和国内外交流等方面的工作，保证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各项规划、计划的顺利实施。

第十条 生物多样性保护要坚持预防性、完整性、恢复性、协调性原则。保护好草原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维护其生存环境和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采取有效措施使受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协调好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当地社区居民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十一条 就地保护为主。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在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经济科研价值的草原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自然遗产地等。

第十二条 迁地保护。呼伦贝尔市野生动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对受到威胁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应当采取拯救措施，保护或者恢复其生长、生存环境，必要时应当建立繁育基地、种质资源库或采取相应的迁地保护措施。

第十三条 加强呼伦贝尔市外来物种管理，要防止外来物种或者病害的危害。
（一）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对可能威胁草原生物健康的疫病及时监控和监测，减少疫病传播；
（二）加强国际间合作与管理，加强入境检查，控制外来物种入侵；
（三）建立有害物种信息库；
（四）对可能潜藏外来病虫害的任何材料及时消毒甚至销毁，以减少外来病虫害的感染机会；
（五）加强周边社区宣传教育，预防周边社区引入外来物种造成对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六）鼓励支持对国内已知的入侵物种进行研究与控制；
（七）在呼伦贝尔草原内，严禁采用任何未经过试验和研究的外来植物进行天然草地沙化治理和绿化，禁止未经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批准进行任何目的外来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实验。

第三章 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成立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市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指导、检查、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呼伦贝尔市环境保护局，具体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的日常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呼伦贝尔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担任。各旗市区参照成立本旗市区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

第十五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一）贯彻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公约、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开展草原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二）出台有关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措施；
（三）编制呼伦贝尔市中、长期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费用征收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四）指导呼伦贝尔市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五）开展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建立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及地理信息系统；
（六）组织开展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监测、定期评估及动态研究工作，建立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预警系统；
（七）监督、指导呼伦贝尔市相关部门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八）组织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教育；
（九）开展国际、国内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跨界合作及交流。

第十六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对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制度。制定呼伦贝尔市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计划和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各部门结合本部门和单位的实际制定相应规划和计划，遵循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规划要求。

第十七条 凡涉及呼伦贝尔草原的各类建设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应当设立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专题报告。

第十八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组织建立草原生物多样性定期调查、编目、评估制度，建立预警系统。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定期进行草原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并依据基线调查资料建立呼伦贝尔草原生物多样性数据库。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支持、配合调查，并提供有关资料。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呼伦贝尔草原物种多样性进行编目。并参照国际濒危物种划分方法，确定物种濒危的等级，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期发布《呼伦贝尔市珍稀野生动植物红皮书》。在此基础上，建立草原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预警系统,提供预警服务。

第十九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与各成员单位签订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状，成员单位应按照要求认真履行部门职责，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对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严格管理，对于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行为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实际落实情况，对于相关部门未按相关法律对破坏生物多样性行为进行处理的，上报市政府，交由监察部门进行查处，对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条 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有监督检查职责：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并可以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情况做出说明；
（三）进入违法现场进行拍照、摄像和勘验；
（四）责成成员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监察人员的监督检查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社区民众有义务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检举非法采集、出售、收购及进出口国家保护野生植物，以及非法猎捕、收购、驯养、繁殖、经营利用、运输、携带及出口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举报的民众，相关执法部门应该给予适当奖励。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在呼伦贝尔草原从事有关活动，对草原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危害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由呼伦贝尔市生物多样性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201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