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诱导规则”——从Grosker案看P2P侵权的新标准

马宁 杨辉


2005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争论已久的MGM Studios Inc v Grokster Ltd案 做出了判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两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应该为他们的P2P软件承担协助侵权 责任（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并确立了判断版权侵权的新标准——积极诱导标准（active inducement test）。该判决是自1984年索尼案以来影响面最广、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判决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对索尼案做出了澄清，从而纠正了下级法院对索尼案不恰当的理解。鉴于目前P2P软件在我国也被广泛使用，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相信本案判决对我们更全面地理解P2P软件制造商、销售商的责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案件背景及一二审判决
（一）地区法院判决
2002年，以影视、唱片公司为代表的原告，声称通过被告提供的P2P共享软件交换的文件绝大多数（90％左右）都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并且其中的70％是为原告拥有版权的。本案中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能否援引最高法院在1984年的索尼案中确立的通用物原则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根据该规则，销售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的产品无须承担次级侵权责任。
初审法院裁定被告Grokster和StreamCast无须为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次级侵权责任，因为被告并不实际知悉其软件最终用户在版权文件交换过程中的具体侵权行为或涉及的材料，并且被告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来监督其软件最终用户的行为。
（二）上诉法院的判决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的软件具有并且实际被用作非侵权用途，包括经版权所有人允许通过该软件交换其材料或文件、交换不受版权保护的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等。因此，根据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判决，被告可以援引通用物规则进行抗辩，除非在侵权发生时，发现被告合理地知悉（“reasonable knowledge of specific infringement”）具体的侵权行为。
但是原告并没有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合理地知悉” 具体的侵权行为。因为被告的网络是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而不像先前案件中的Napster的网络是集中式的（centralized system）。被告的系统中没有存放侵权文件，也没有侵权文件的目录。而且被告也没有为其用户进行侵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是用户自己查找、检索、存储侵权文件，被告除了提供P2P软件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地涉入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
法院还裁定，虽然被告未对其软件做进一步的修改以过滤具体的侵权文件，也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和密码这样的系统来监督用户对其系统的使用，但并不能由此而使被告承担协助侵权的责任。
二．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一）对索尼案规则的澄清
在索尼案中，版权人声称索尼公司——录像机的生产商应该为录像机的所有人对受版权保护的节目录像而承担协助侵权责任。证据显示录像机的最主要用途是“时间转换”（time-shifting），即为了在后来更方便的时间观看节目而进行录制。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非侵权的用途。而且，没有证据显示索尼公司有意违反版权法而推出录制这项功能，或采取积极行动通过非法录制来增加其利润, 法院并没有发现索尼公司有故意诱导的主观意图。具有实质性（substantial）非侵权用途的产品销售者不能仅仅因为其销售了该产品而承担次级侵权责任。该推论借助了专利法中传统的通用物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被告如果销售可用于侵犯专利权的部件，当该部件可以实质性地用于非侵权目的时，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在本案中，版权所有人请求最高法院对其这一观点重新考虑，但最高法院拒绝了该项请求。相反，最高法院进一步确认了该观点，强调“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不足以使销售者承担责任。”
此外，最高法院也明确拒绝了版权所有人对“侵权用途”和“非侵权用途”两者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以明确可能发生责任的临界点的请求。
（二）最高法院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
通过版权保护来鼓励创造，还是通过限制侵权责任来促进技术创新是本案争议的主要关注点所在。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积极诱导标准来平衡版权保护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正如法院在索尼案中借用了专利法中的通用物规则一样，本案法院也从专利法中寻求积极诱导标准的依据。根据普通法，版权侵权案或专利侵权案中的被告如果“不仅仅是预料到，而且还通过广告诱导产品的侵权使用” ，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先前案件中确立的有关诱导侵权的规则至今仍然适用。
根据卷宗材料，被告的不法意图是很明显的。“诱导”的典型例子是通过广告或散布消息来诱导他人实施违法行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确实存在这种信息。法院认为，能显著地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的证据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庭前披露程序中，法院发现被告意识到了用户利用他们的软件最主要的用途是下载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虽然这种分布式 （decentralized）的网络特性无法揭示被下载的文件有哪些、是在何时被下载的。但是被告的用户有时通过E-mail向被告询问如何搜集特定的受版权保护的文件，而被告也给予了指导性的回答，这就说明被告确实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消极地接收到有关侵权的信息。卷宗（诉讼记录）中大量证据表明，当被告宣传他们的免费软件时，都清楚地声称可以供用户下载版权文件，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鼓励用户的侵权行为。大名鼎鼎的文件共享服务商Napster因为侵权提供便利而被版权人起诉后，两被告都将自己的软件宣传定位于替代Napster的版本。其次，两被告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来遏制用户对其软件的侵权使用。虽然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被告的这种“不作为”视为不相关的因素（因为被告缺乏独立的责任来监督其用户的活动）但这种证据强化了被告为其用户的侵权提供便利的主观意图。最后，两被告通过出售广告空间进行牟利，然后将广告发送到使用其软件的计算机屏幕上。他们的软件被使用的越多，发送的广告就越多，广告收入也越丰厚。因此，被告在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客户对其软件大规模的使用，而卷宗显示这种使用是侵权的。虽然该证据本身不会得出被告具有非法意图的结论，但从整个卷宗来看，其诱导侵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最高法院最后总结：“如果通过对被告明确的意思表示及其采取的积极行动的考察发现其有鼓励侵权的意图，那么被告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促进对其产品的使用来侵犯版权。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就应该为第三人使用其产品而导致的侵权活动承担责任，而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
（三）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条件
积极诱导标准的适用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有积极促使第三人侵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可以从被告采取的积极措施（比如通过广告对产品的侵权用途做宣传或指导他人如何实施侵权行为）来加以考察。其次，被告制造、销售了具有侵权用途的产品。最后，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本案中的大量证据表明，使用被告软件的最终用户进行了大规模交换版权文件的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产品销售商不会因为“仅知道潜在的或实际的侵权用途” （这也是索尼案中确定的规则）或者因为从属于销售的“一般行为”（比如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或产品更新）而承担责任。最高法院还强调，“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其协助侵权的成立。” 但是，“如果发现被告有鼓励侵权的意图，……就不用考虑产品的合法用途。”为达到此目的，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有旨在诱导侵权的“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语和行为”。
基于这些适用和举证条件，最高法院认为，“’诱导规则’是对‘故意的、不道德的言论和行为施以侵权责任’”。诱导标准的提出以及索尼案中通用物规则的再次确认，“不会阻碍合法的商业活动和具有正当目的的技术创新。”
（四）最高法院拒绝采纳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合理知悉具体侵权”的标准
最高法院认为上诉法院将索尼案中的规则理解为“要求在侵权活动发生时，被告合理地知悉具体的侵权行为”是不恰当的。最高法院解释到，虽然索尼案要求从销售产品的特征或用途来考察“不道德的主观意图”（culpable intent）并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看待，但是并没有要求法院可以忽略能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如果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法院不仅仅应当从客观情况来推断主观意图的存在，如果存在能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证据，更要重视，否则就是“舍近求远”。如果证据是能够证明被告有意促进侵权行为发生的陈述和行为的（这些证据是直接证明主观意图的），那么被告就不能根据索尼案的通用物规则来免除责任。上诉法院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初审过程中提交的，能证明被告有意诱导其软件最终用户实施侵犯版权行为并从中获利的直接证据。鉴于此，最高法院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要求做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
三． 判决带来的影响及有关评论
此案判决对于影音公司而言可谓是标志性的胜利。经过数年的诉讼，影视唱片界终于赢得了他们可以用来打击像Grokste、StreamCast's Morpheus这样的网络服务商的判决。Mitch Bainwol，RIAA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评论到，“本案判决是协会与网络侵权斗争中的重要转折点。现在，合法的网络在线市场终于可以腾飞了（has a real shot to take off）。 ”
一些版权专家对该判决给予了高度评价。Marshall, Gerstein & Borun.的合伙人Michael Graham评论到：“最高法院对索尼案的意义做了澄清，并维持了该判决。本判决表明，索尼案树立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用来作挡箭牌的抗辩” 。
然而，一些观察家对该判决却持保留意见。Joe Norvell, Brinks Hofer Gilson & Lione 的版权部门负责人认为：“技术提供商将来需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承担协助侵权尚不明确”。Norvel特别关注法院采纳的第二个标准。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Grokster 和StreamCast都没有设法开发过滤工具或其他技术系统（mechanisms）来遏制使用他们的软件而引起的侵权活动。Norvell认为，这项标准可能给技术公司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可能会因自己的不作为而不是自己的作为惹火上身，“按照该案的解释，问题会变为：‘技术公司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侵权了吗？’”
卡多佐法学院的副教授Justin Hughes认为，“投资者在对新技术投资前，总是要搞清楚可行的商业模式。如果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依赖明显的、广泛的侵权活动，投资者就会将钱投向别处。”
笔者认为，对该判决应该全面、客观地审视。一方面，该判决是针对个案作出的，究其实质是发现被告在主观上确实有鼓励他人侵权的恶意，由此才导致其承担协助侵权责任。如果不能证明被告在主观上存有恶意，则被告仍可享受索尼案通用物规则的“庇护”。“在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主观意图的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如果产品具有非实质性的侵权用途，法院不能仅根据被告未能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止侵权就认定协助侵权的成立。”这就使得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推广者不至于背上太重的积极作为义务。但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没有应原告的请求对产品“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做更为量化的描述，从而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就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留下了不确定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最高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虑到P2P软件仍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尚未形成较为固定的形态 ，因此不宜过早地总结出僵化的判定侵权的方法。
四． 案件外的思考
同先前的案例一样，该案的矛盾核心仍然在于影音产业代表与技术开发商对版权作品的经济利益的争夺。现实的情况是，P2P软件的传播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网络的无国界性增加了诉讼的复杂性，因此，影音产业界不可能仅依靠一纸胜诉判决就封杀所有的P2P软件，“杀一”并不能“儆百”。在未对P2P软件找到有效的技术控制方式之前，争论（不论是在法庭、国会还是国际上）是不会休止的。最终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找到适当的商业模式并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来达到共赢，利用而不是封杀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毕竟，诉讼只是达到商业目的的手段之一。
脚注：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监督暂行规定的通知

粤府办〔２００１〕１１３号

各地级以上市、顺德市人民政府，省府直属各单位：
　　《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监督暂行规定》业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监督暂行规定


　　为提高重点建设项目监督效率，有效保证工程质量和国家资金安全，控制工
程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规章，特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重点项目）是指列入省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五年计划的重大项目和年度重点建设计划的项目。省重点项目由省发展计划
委员会商省有关部门提出，报省人民政府审查，省人大审议通过。
　　第二条　省重点项目的确立应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自觉接受省人大、省
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三条　省有关部门对重点项目以下主要方面进行监督，并视情况进行检查。
　　（一）项目履行基本建设审批程序情况；
　　（二）勘察、设计、咨询等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深度；
　　（三）项目招投标活动开展情况；
　　（四）工程监理情况；
　　（五）项目工程质量情况；
　　（六）项目概算执行情况；
　　（七）项目法人责任制落实情况；
　　（八）项目合同执行情况；
　　（九）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十）项目的建设方案和标准执行情况；
　　（十一）工程竣工验收。
　　第四条　重点建设项目审批严格按国家规定程序进行，审批部门必须严格按
照省政府部门职责分工进行，政府各职能部门对项目审批过程中相关政策落实情
况进行相互监督，各审批部门要定期将重点项目有关审批信息报告省人民政府。
省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委派对项目进行稽察。
　　第五条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必须达到规范、规程规定的深度。重点项目的主
要前期工作报告必须由有资质等级的机构编制，并按规定进行评估、审查。咨询、
勘察、设计等中介机构必须对所提交的成果负责，并承担经济责任，在实施过程
中，因前期工作深度不够发生重大变更，造成重大损失的，根据有关规定追究有
关单位和个人责任。
　　第六条　省重点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工程质量责任制，保证工程质量。省建设
厅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重点项目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接受质量问题举报。建设、
施工、设计、监理、质检等单位和个人对所负责部分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
　　第七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招标投标制度，重点项目由项目建设
单位依法进行招标，择优选定中标单位。招标方式和初步发包方案须经项目审批
部门核准，未经核准的，中标结果无效。省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监督重点项目招
标投标情况，并向省发展计划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
　　第八条　使用省级财政性投资的重点项目必须锁定概算总投资。使用省级财
政性投资的重点项目，由省审批的，投资规模、建设内容必须经省发展计划委员
会批准；属于国家审批的，投资规模、建设内容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审查后上报。
投资概算一经批准，即作为安排和拨付资金的依据，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突破。
　　工程招标确定的中标价应作为合同签定价格，并明确作为结算价予以锁定，
在合同中应予明确由承包方负责到底，不得追加投资。超概算项目申请追加投资，
由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派出重大项目稽察特派员进行稽察，查明超概原因，对违规
单位和人员提出处理意见后，项目单位按基建程序完善概算调整手续，方可继续
安排资金。
　　第九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省重点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财政集中支付制
度和财务总监制度，确保国家资金安全。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投资计划、投资概
算、建设内容、施工合同、招投标结果等文件资料按工程进度集中支付财政性资
金，财务总监对建设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在建设过程中执行财经纪律、政策法
规情况进行监督，对建设过程中涉及重大投资变动和资金支付情况进行监督，并
定期向省财政厅作出报告，同时抄送省计委。未经财务总监签名认可，不得拨付
财政性资金。
　　第十条　重点项目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落实有关建设条件，在有关
监督制度具体落实之前，不准动工建设。
　　第十一条　省重点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制度。监理工作由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单位承担，通过招标选择。监理单位必须认真覆行工作职责，由于过错
造成重大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省建设厅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督
监理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对违规监理机构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省重点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重点项目报表制度。建设单位要按月向
计划、建设、财政、审计以及行业主管部门报告项目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投资
完成和资金到位情况。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按季度综合项目情况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三条　省重点项目实行实施过程中的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和竣工决算
审计制度。审计部门要将审计结果抄送计划、财政、建设及项目所属行业主管部
门。审计结果是有关部门拨付建设资金和进行竣工验收的依据之一。
　　第十四条　省重点项目按照国家行业和省的有关规定实行竣工验收制度。省
级财政性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在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省建设厅及行业主管部门监督
下进行，验收过程中，必须对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进行审查和评价，对不合格工
程不予验收。未经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未通过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五条　建立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省财政厅、审计厅、建设厅及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参加的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稽察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
建立正常的信息、资料交流制度和重大违规事项通报制度，并根据需要统一组织
联合稽察。
　　第十六条　重点项目建设单位依法自主开展工程建设工作，并自觉接受社会
公众及监督部门的监督，对实施过程中的不公正待遇直接提出申诉，省有关部门
要予以重点协调解决。
　　第十七条　省有关监督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不干预项目正常业务活动。
监督检查要合理安排检查时间和内容，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核实，并如实向
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监督不得加重被检单位负担。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