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费的减、缓、免看北安法院的司法救助

李娜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简称《交纳办法》，自2007年4月1日实施以来，针对北安市人民法院2009-2010年度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诉讼费减、缓、免的情况，分析法院对“一心为民，公正司法”司法理念的贯彻应用。
　　2009年缓交案件26件，缓交金额20.9万元，2010年1月至10月缓交案件38件，缓交金额14.78万元。两件内无减交、免交案件。
　　从诉讼费减、缓、免案件的类型看，无涉及农村乱摊派的行政案件；无请求行政机关保护人身、财产权的行政案件；无申请执行法院裁判文书的执行案件。其中抚育、扶养、赡养案件1件；医疗、交通、工伤事故赔偿案件3件；其他案件60件。
　　从以上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一、北安法院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案件有增多的趋向而缓交金额却有减少，2009年26件，缓交金额20.9万元，2010年1月至10月38件，缓交金额14.78万元。这是由于一方面法院的整体收案在增多，另一方面，法院为当事人的提供司法救助涉及的案件当事人的也在增多。
　　二、《交纳办法》第六章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缓交诉讼费用：
　　（一）追索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
　　（二）海上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请求赔偿的；
　　（三）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四）确实需要缓交的其他情形。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印制的司法统计表中只列举了涉及农村乱摊派的行政案件；请求行政机关保护人身、财产权的行政案件；申请执行法院裁判文书的执行案件等8种情形，其余的都列入＂其他＂的行列，这样为了图省事表格设计并不科学，与该条的规定也不相符，导致司法统计不准确，分析也缺乏依据性．建议上级法院尽快制定出科学、规范的诉讼费减、免、缓情况的统计分析表。
　　三、人民法院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由减交、免交、缓交的三种情形，逐渐变成现在只有缓交的一种情形，这反映出人民法院严格按照《交纳办法》的规定执行，更多的是采取缓交的司法救助方式，为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快速立案，让他们打得起官司，体现了法院对“一心为民，公正司法”司法理念的贯彻应用。
　　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院的办案经费是有限制的，法院的诉讼费也要受到地方财政＂收支两条线＂的调控，因此，随着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要求的增多，法院的办公办案经费不得不进行＂压缩＂。对此，建议财政部门要加大法院经费的投入，另外社会要建立“司法救助基金”，让全社会多来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五、司法救助是法律规定的制度，它牵涉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为符合救助务件的困难群体缓、减、免收诉讼费，确保他们依法行使诉讼权，不但关系到法院的执法水平和执法形象，还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之路任重而道远．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论文摘要：在我国日常经济生活中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情况比较多,由于我国公司立法在这方面长期欠缺十分统一和系统的规范，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中便产生了较多的疑问和争议，导致案件处理结果各异。笔者在学习、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较为典型的股东瑕疵出资纠纷案件，因此，从实务工作的角度出发我学习和研究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例和理论，发现要对这方面的案件做出较为完善的处理，我们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我国现有的立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公司股东瑕疵出资已有相关规范，但还太原则性、不够细致，可操作性不强，为此本文结合域外法律之规定，对上述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析，力图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关键词：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法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研读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相关案例过程中，看到了这样一则较具代表性的案例：1998年6月5日，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作为买方向卖方丙公司购进口某货物1000吨，每吨的单价为1535元，总计货款1 535 000元。根据双方约定以及丙公司的通知，甲公司于1998年8月18日和11月9日，分别向丙公司汇款460 500元和1 074 500元，但丙公司没有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1999年8月18日，双方签订了退款计划，约定同年9月底前由丙公司退还甲公司全部购货款及利息、补偿金共计1 797 018.3元。在1999年9月至2001年8月期间，丙公司仅退还了甲公司购货款230 000元，尚有1567018.33元没有归还，由此导致纠纷。甲公司在与丙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过程中调查到，丙公司系乙公司与丁集团联营所成立的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9000万元，乙公司是该公司股东之一，应向该公司出资4000万元，但丙公司工商登记的《资信证明》并不能证明乙公司已向丙公司出资，并且乙公司在其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填报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均显示其没有向丙公司实际出资。1997年8月，乙公司将其持有的丙公司50%股份转让给某海外公司，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无需向丙公司充实注册资金，股份转让价格为丙公司1997年7月31日会计报表反映所有者权益数额的50%，海外公司事后发现乙公司未向丙公司实际出资，故未向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费。鉴于上述情况，甲公司随即请求追加乙公司为第三人，并要求其在对丙公司未实际投入到位的注册资金4000万元范围内对丙公司所欠乙公司的1567018.33元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2011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丙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又未按照退款协议计划将已收货款全额退还给甲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双方已同意终止履行合同，并商定了补偿等相关事宜，且丙公司已陆续退还了部分货款，故甲公司提出要求丙公司退还剩余货款并赔偿损失450 000元（逾期退还货款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乙公司未向丙公司实际缴纳4000万元注册资金，在其将股份转让给海外公司过程中，也未实际补缴，致使丙公司4000万元注册资金至今未实际到位，故甲公司提出要乙公司在对丙公司未实际投入到位的注册资金4000万元的范围内对丙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本案引发了笔者对如下几个问题的思考：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瑕疵出资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能否享有股东权利，其拥有的股权能否转让？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后，如何确定股东出资瑕疵责任的承担？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股东瑕疵出资法律问题。实际上，本案例反映的股东瑕疵出资，是同时也是有理论研究价值的问题。为此，本文将对这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极为常见的问题加以探讨。

　　二、股东瑕疵出资的基础问题分析

　　股东瑕疵出资，是指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未按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缴纳出资，或事后抽逃出资的行为。可见，股东瑕疵出资就是股东对出资义务的违反，因此，我们在探讨股东瑕疵出资的问题时，非常有必要结合公司资本制度对它所涉及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股东的出资是公司财产形成的基础，也是公司具备独立人格的最基本要求。瑕疵出资会导致公司资本的不充实，既会对按期足额出资的发起人、股东的利益产生不良影响，也会对公司债权人及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产生危害，从而影响市场交易安全。

　　（一）股东瑕疵出资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股东瑕疵出资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但较为主流的观点有如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瑕疵出资是指股东的出资存在自然瑕疵与法律瑕疵。自然瑕疵指股东交付的标的物不具备股东所约定的功能、效用或该标的物的功能及效用严重低于约定标准，而法律瑕疵则是指该标的物在法律上存在权利负担，从而影响对该标的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东出资不符合法律、法规明确设定的规制，股东用以出资的财产存在瑕疵，或者股东的出资行为或程序上存在瑕疵。

　　本文作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不够全面，第一种观点仅仅将瑕疵出资限定在了现物出资的这种情况之中，而没有包含现金出资的情况；第二种观点仅提到了法律的规制，而未提及公司章程的参照作用，不能体现股东对出资问题的约定。因此，笔者认为，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未按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约定缴纳出资，或事后抽逃出资的行为构成瑕疵出资。

　　（二）股东瑕疵出资的原因分析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瑕疵出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甚至还会对严重的瑕疵出资行为科以刑事责任，对中介结构、公司登记机关等相关主体违法责任也做了相应规定。从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个问题的规定看来，我们的制度近似完善的，但为什么实践中我们的瑕疵出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呢？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利益的驱动

　　作为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无论是单个的自然人或是单位，他们的目的都是追逐利益，并且都希望能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实现。其实瑕疵出资，也就是股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已将投资者的风险降到了可控的范围之内，解除了股东投资公司的后顾之忧，该制度使投资人受益匪浅。但即便如此，公司股东仍想进一步的规避自身责任，并企图将公司的全部经营风险转移到公司外部，让这些风险尽量由公司债权人来承担。对于这个诱因一旦法律约束不足，便极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导致部分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健康、有序的发展。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公司股东受利益驱使会导致瑕疵出资，那么某些不法的中介组织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也会与一些瑕疵出资股东同流合污。社会中介组织在股东瑕疵出资行为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些中介组织主要是指验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商业银行、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等。立法者为了确保公司资本充实、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要求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需要评估，所有出资缴纳完毕后需要验资。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当中，某些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为了招揽业务、获取不法收益，在评估、验资时不严格把关，甚至出具虚假的评估、验资报告，与出资人勾结起来欺骗登记机关和社会公众。此外，还有一些银行机构为了获取利益，不惜违反国家金融法规，为出资者提供临时资金周转，更有甚者为出资人出具虚假的银行进账单等。在众多中介机构中，公司登记代理机构可能要算导致公司瑕疵出资的最大幕后推手，部分公司登记代理机构为了获取高额的佣金，为公司提供大额垫资用于公司验资之用，待公司成立后再以各种方式将垫资抽回。这些中介机构在公司设立中的不法行为，为股东瑕疵出资可谓是大开方便之门。

　　2、有关机关监管力度不足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大量的瑕疵出资问题是出在了源头上，因此，瑕疵出资的问题杜绝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司登记机关的有力监管。但是，在实践中，在我国对公司设立登记一般采用形式审查，工商登记机关是只对申请人报送的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材料是否齐备进行审查，而不论这些文件内容是否真实性。因此，我国工商登记机关很难在公司设立时监测到公司是否存瑕疵出资的情况。公司成立以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的监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年检、二是日常检查、三是投诉举报，前两种方式通常情况下也只是形式审查而已，一般对于瑕疵出资起作用的还是投诉举报。而对于投诉举报，工商部门要看举报人有无相关证据，如果只是提出某公司存在虚假出资，若没有具体证据工商部门也不会受理这类案件。我国《公司法》、《刑法》对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不仅规定了行政责任，甚至还设定了刑事责任，而在实践当中工商部门、公安机关、检察和我们法院的沟通衔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此看来，瑕疵出资的问题跟有关机关监督不力存在着重大的关系。

　　3、制度安排的问题

　　我国公司法理论界通说认为，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模式是瑕疵出资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任何制度安排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当然，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也不例外。

　　我国在公司制度起步初期，投资者和经营者法治与伦理观念较弱的背景下，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多年来实践证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非但不足以为债权人提供足够财力担保，还容易沦为不诚信者逃避债务的护身符。于是有的学者开始对这种资本信用产生怀疑，他们意识到决定企业偿债能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司资本，而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经营过程中型成的资产，从而使我国公司法学界实现了“从资本信用理论到资产信用理论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我国立法实践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新《公司法》第26条第1款在允许普通公司的投资者在公司成立2年内缴足出资的同时，破例允许投资公司在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内缴足出资。股东分期缴纳出资的制度无疑圆了广大投资者边赚钱、边补资的投资梦。当然，对于注册资本巨大的公司而言，20%的最低注册资本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在我们看到分期缴纳出资制度优点的同时，它的一些缺点，也会逐步暴露出来。例如，一些不诚信的股东在缴纳20%出资后，虽然承诺在公司成立以后2年内缴纳其余80%出资，但若是迟迟不予缴纳，则会引发与瑕疵出资相关的各方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争讼。因此，本文作者认为，为了解决瑕疵出资问题，我们应当首先从制度设计上入手，在未来的《公司法》修改中我们应当顺应世界现代公司立法潮流，借鉴《美国模范公司法》先进立法例，原则上可以废除普通公司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仅在一些特殊行业公司保留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从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确立授权资本制。

　　三、股东瑕疵出资的法律价值判断

　　（一）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是公司股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股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基础。在我国《公司法》领域的司法实践中，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的纠纷日益凸显，而且在绝大多数的公司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在我国，学术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有两种标准，即实质要件说和形式要件说。实质要件说认为，公司作为资本型企业，股东出资是其成立的基础，因此，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是其取得股东资格与否的基本条件。形式要件说则认为，判断一个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标准是以其是否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出资名册、出资证明书（持有股票）及工商登记文件等。在我国的理论界对此问题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取得股东资格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其中实质要件又比形式要件重要，因此，出资人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笔者认为，该观点看似正确，但是我们仔细对照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及法理就会发现一个观点是经不起实践和理论推敲的。我国现行《公司法》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的考量，在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上还是坚持了“外观主义”或者说“外观法理”主义，认为只要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就可以认定股东资格。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认定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该法第33条、82条及97条当中。在司法实践当中，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文件、股东名册、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证明等材料在认定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证据效力。

　　（二）瑕疵出资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