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 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观点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作者：张宁
单位：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电话：13992722312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印发阿拉善盟行政公署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

阿署发〔2009〕20 号


各旗人民政府，盟直各部门，开发区、示范区，各大企业：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已经2009年3月22日行政公署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国家、自治区其他有关规定，并结合我盟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公署对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事项作出决策前，应当组织社会有关方面对决策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对听证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拟做出行政决策主要包括：
　　（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及对社会公共利益有较大影响的；
　　（二）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且有明显利益冲突的；
　　（三）涉及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四）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遵循公正、公开、公平和便民、高效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并通过政府网站等媒体报道听证会的过程和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行政公署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由行政公署常务会议或行政公署领导决定。
　　行政公署办公厅或行政公署各部门、机构可以提出举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的建议。
　　行政公署组织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由行政公署办公厅负责具体实施。
　　根据需要，行政公署可决定或指定与决策事项相关的政府工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听证。
　　第六条　听证会设三至五名听证人。听证人由听证组织单位指定的工作人员担任，部分听证人也可以由听证组织单位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听证会主持人由听证人中的听证组织单位的工作人员兼任。
　　前款所称听证人是指代表听证组织单位专门听取听证会意见的人员。
　　第七条　听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听取听证代表的意见陈述，并可以询问；
　　（二）提出听证报告。
　　第八条　听证代表的人数和人员的构成比例由听证组织单位根据拟做出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九条　听证代表由下列方式产生：
　　（一）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也可以由听证组织单位委托有关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
　　（二）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听证组织单位聘请。
　　听证组织单位可以根据拟做出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规定听证代表条件。
　　第十条　听证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一）可以向听证组织单位了解与拟做出行政决策相关的情况；
　　（二）出席听证会，就拟做出行政决策发表意见、阐明理由；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遵守听证会纪律。
　　第十一条　听证会设记录员。记录员由听证组织单位指定的人员担任，如实记录听证代表的意见。
　　第十二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旁听席。旁听人员由听证组织单位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取。
　　旁听人员不得进行发言、提问，不得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
　　第十三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记者席。与会采访的新闻媒体由听证组织单位根据新闻媒体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或者随机抽取。听证组织单位可以邀请新闻媒体采访听证会。
　　第十四条　听证会举行30日前，听证组织单位应当通过阿拉善盟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旁听人员、新闻媒体的名额、产生方式及具体报名办法。
　　第十五条　听证会举行10日前，听证组织单位应当通过阿拉善盟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拟做出行政决策的要点，听证代表和听证人名单。
　　第十六条　听证会举行10日前，听证组织单位应当向听证代表送达下列材料：
　　（一）听证会通知；
　　（二）拟做出行政决策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材料；
　　（三）听证会议程；
　　（四）听证会纪律。
　　第十七条　听证会应当在有三分之二以上听证代表出席时举行。出席人数不足应当出席人总数三分之二的，听证会应当延期举行。
　　第十八条　听证会可以一次举行，也可以分次举行。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拟做出行政决策和听证会纪律，介绍听证代表、听证人；
　　（二）听证组织单位工作人员陈述拟做出行政决策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材料； 　　
　　（三）听证代表对拟做出的行政决策进行询问，发表意见；
　　（四）主持人总结发言。
　　第十九条　听证代表应当审阅涉及本人的听证笔录并签字。
　　第二十条　听证会举行后，听证人应当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代表对拟做出行政决策的意见或建议；
　　（三）听证人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处理建议。处理建议应当包括对听证代表主要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建议和理由说明。
　　第二十一条　听证组织单位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后15日内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一并提交行政公署。
　　第二十二条 行政公署在决策过程中，对听证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要吸收采纳，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要以书面形式告知听证代表，并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行政公署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