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三、第十五条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四、第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五、第十七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六、第二十三条第四款修改为：“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七、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八、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第五款修改为：“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十、第四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2008年修正本）

（1990年3月10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1999年3月2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3年5月21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8年5月22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历届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议事的根本准则是，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体现全市人民的意志，并接受全市人民的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必要时，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开会日期由主任会议决定；会议议程草案由主任会议拟订，并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需要临时调整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常务委员会会议应当在会议举行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并将会议准备审议的主要文件同时发出。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按时出席。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须在会前请假。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其中不是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列席会议。

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

根据需要，有关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具体人员范围由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或者秘书长委托的副秘书长确定。

列席人员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人士旁听会议。旁听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确定。

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先通过会议议程，然后按照议程进行。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体会议的形式举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召开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

第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或者交由提议案机关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议案人说明。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代拟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九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除任免案外，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提出。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调整案、财政预算调整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一个月以前提出。

第二十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必须附地方性法规草案及其说明。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任命案，应当提供拟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和提请任命的理由。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免职案和撤职案，应当说明免职和撤职的理由。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章 议案的审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先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议案机关负责人或者提议案人关于议案的说明，然后再对议案进行审议。

第二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关于地方性法规案的说明后，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全体会议或者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可以交付表决；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暂不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以后的会议继续审议、表决。

部分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审议即付表决。

第二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提议案机关或者提议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五条 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地方性法规案，可以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撤职案的时候，提议案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提议案机关委托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到会说明理由，回答有关问题。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应当作出决议。

在常务委员会未通过任免案以前，提议案机关不得通知拟任免人员到任或者离职，不得以拟任职务执行公务，不得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依法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章 工作报告的听取和审议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当由报告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准备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四十日以前通知有关机关。有关机关的报告材料一般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十五日以前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工作报告时提出的重要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整理成书面材料转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有关机关一般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六章 质询

第三十四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五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书面答复。

主任会议应将质询的内容以及答复的方式及时通知受质询机关。

受质询机关可以在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作出答复，也可以在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以前作出答复。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提出询问，发表意见；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以前，提质询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审议发言应当围绕审议的议题进行。对同一议题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发言内容与议题无关或者事先未经过会议主持人同意而超过规定发言时间的，会议主持人可以制止。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表决地方性法规案的全体会议召开二日前，书面提出对法规案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应当写明修正的条款和理由。

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先表决修正案，然后再表决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并向提出修正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说明。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取无记名方式、举手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任免案的表决采取无记名方式，应当逐人进行，没有异议的，也可以合并进行。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由专人记录整理存档。每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情况写成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依法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并印制正式文件，刊登《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发送市和区、县国家机关以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决定，及时在《天津日报》上刊登。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11月16日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探析

张旭科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继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从根本上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地位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将第11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实践证明，国家立足于现阶段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多样化的现实及其内在需要，在根本大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并最终确立，已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亮点，成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吸纳外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生力军。然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仍摆脱不了其固有的和不断涌现的障碍困扰，它迫切渴望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之中，刑法保护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具有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不受犯罪侵犯的功能。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如，处罚盗窃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为了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处罚非法拘禁罪的刑法规范，就是保护他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等等。那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一份子，刑法就不可避免要对其给予严格的保护。
纵观我国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早于现行宪法三年出台的1979年《刑法》并没有考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作出规定，哪怕是原则上的规定。在继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并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1993年宪法修正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充分的法律地位肯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决定的形式第一次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明确的刑法保护。该决定第9条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工作人员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而损害本单位利益，构成犯罪，最重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第10条、第11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用非公有制企业财物、资金，构成侵占罪，最重也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
随后，随着“以法治国”，“规范公权，保护私权”的舆论、呼声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997年修订的《刑法》首先在总则中，把“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分则中，吸收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相关的内容，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第271条第1款、第272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侵占公司企业单位财物的职务侵占罪和刑罚、挪用公司企业单位资金的挪用资金罪和刑罚；在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第163条第1款、第2款又对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索取、收受财物、回扣、手续费等犯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刑罚作了明确地规定。这三种犯罪侵犯的具体对象是非公有制公司企业单位的财产或者利益，通过打击惩罚这类犯罪，体现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专门保护，这有利于改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经营环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针对于1997年《刑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是否包括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公司、企业等为主体的单位实施的犯罪，审判实践中仍有将以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为主体的犯罪作为自然人犯罪看待这一情况的存在，1999年6月25日，最高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刑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定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这标志着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性质的企业在法律上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相同的地位，享有同样的保护。
二、现行刑事立法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的不足
虽然现行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或多或少体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力度，但是与对公有制经济性质企业的保护相比来说，仍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主要是表现在刑事责任方面。在此，笔者就仅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272条的规定，对非公有制性质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仍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却只有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比《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处罚还要轻。上述的规定从另一面也就是说，无论犯罪主体采取多么恶劣的手段，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论是侵占或者挪用了上亿的资金，还是最后造成了企业的倒闭破产，依法也只能判处上述相应的刑罚。而与此相比，同一部刑法中并在同一条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将分别依照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也分别为死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其中，对于贪污罪，只要犯罪主体贪污十万元以上且犯罪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且还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从上可得出，现行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显然是优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刑法》对两者存在着不对等的差别性保护。
三、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完善
立法平等是执法平等的前提和基础，执法平等则是实现立法平等的保证。因此，对于如何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入手：
（一）立法机关应修改并完善刑事立法，消除现行刑法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差别性保护，做到立法平等。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已经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了宪法，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根本大法的地位。其目的和实质是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同时市场经济对刑法公正平等的客观要求，首要一点就是立法上对各种主体平等公正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刑法保护上不应当再有区别。
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平等权的本质含义在于禁止差别对待”。而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到，刑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是存在差别规定的，其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的。同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这种差别性保护的存在往往导致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行为惩罚力度不够，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私营企业因管理人员的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造成企业倒闭或者经营困难的案例。此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提出了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所以，笔者进一步认为，在立法层面上，国家立法机关应在大量司法实践和有关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地修改与补充刑法规范，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做到立法上的平等。具体说，就是尽快《刑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无论是对哪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中发生的侵吞、挪用、受贿案件，统一规定相应的罪名，不要在对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等罪名进行差别规定，加重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犯罪的惩罚，以在立法上体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保护力度，并有效的震慑和打击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
（二）执法机关应积极转变观念，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私营企业主的歧视，做到执法平等。
在思想层面上，作为执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对非公有制经济强化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合理性等重要意义，切实树立正确的观念，认真研究刑事法治实务中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受急待纠正的传统有罪推定思维模式以及有些舆论掀起的私营企业“原罪”论的影响，或者仍用阶级斗争时期的过时观念来看待现在的非公有制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把私营企业主看成“资本家”。要清醒地认识到，私营企业不是旧社会资本家的延续，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把这一法则引入法律领域，就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法是通过设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发布禁令，阻止人们实施犯罪行为来发挥保障和保护功能的。因此，从刑事执法角度来讲，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意切实体现对非公有制经济公正平等的刑法调整与刑法保护，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具体点，也就是说在执法中要实现公私平等，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有罪当罚，无罪不罚”，“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罪与刑罚，等价交换”，“ 同罪同罚，异罪异罚”，“ 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时根据犯罪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坚决反对借口维护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不顾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损害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的以公压私的不平等现象，忽视对私有制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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