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模式

张世琳


　　〔摘要〕 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五种模式，认为应该采绝对独立模式中的一元责任模式。

　　〔关键词〕 模式 相对 绝对

　　考量立法的历史与现实，比较有关法典形式的学说和争议，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将这些模式以是否独立成编为标准分门别类，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非独立模式（也可以称为传统模式），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和我国的传统模式。其二是独立模式，因独立程度的不同可再细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尽管独立模式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独立方式之争，但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呼声最高。

　　一、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非独立模式综述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它以其发达的民法体系和辉煌的法典化成就而著称于世。尽管大陆法系各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位置和条文数量有所差异，规定所涵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侵权行为始终是被作为债的一个发生原因而规定在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债法当中。换言之，大陆法系国家侵权立法传统模式的特点是在债法体系下建构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法在逻辑和结构上始终统摄于债法体系之中。虽然《法国民法典》在形式上没有明确的债编，但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一编实质上涵盖了债法的内容，其侵权行为法也正是规定在该编之下“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之中。尽管不甚典型，但也并未超出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的范畴。

　　侵权行为法是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民法典制订中的一大热点,也是确立民法典体系的主要内容。目前主要有赞成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与反对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两种观点。从大陆法系的传统来看,一直将侵权行为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将其归属于债法之中。此种模式的合理性极少受到学者的怀疑并一直被赋予其高度评价。[1]

　　但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已使侵权行为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行为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2]

　　（二）我国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民法典，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称民法通则），是我国的民事一般法。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在民事责任体系下构筑侵权行为法体系，从而确立了我国侵权立法的传统模式。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一章（第6章）共分四节，即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四个部分，其中以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条文最多，初步建构了我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群，基本将实现了债与责任的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我们确定民法典的体系构成时，可以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单独设立一编“民事责任”，规定侵权责任、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

　　将原本由物权、债法、亲属法中的民事责任统一于“大民事责任”下的民事立法是不现实的，民法典侵权编只能规定侵权法的一般规则，包括侵权行为的一般确认规则和归责原则的一般规则。

　　首先，由于立法法典化的主要目标就是给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基础，因此，保持法典的稳定性是对法典的首要要求。民法典中的侵权法编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应该将其自身定位于“原则法”，对那些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时代尺度”[3]的社会基本体制和基本伦理价值做出反映。因此，侵权法所包含的规则应该主要是“一个文明社会里一直需要并且未来也将需要”的那些基本规则，除此以外的则交给特别法和判例来提供。

　　其次，侵权行为特别法规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在保护对象、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方面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事项，如交通事故为主的危险责任、以环境侵害为主的生态保护责任、以建筑物侵害为主的占有人责任、以医疗事故为主的专家责任和以产品为主的消费者保护责任等。对此，法典只能提供基本的思路构建出一个大框架，使得每一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都能够按照这种框架的指引得到民法的救济，而对每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事项具体的明确规定，只能有待于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提供，民法典侵权法编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做出规定。此外，这些为了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特别法，虽然大多是基于衡平考量而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规范做的修正，但也有不少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而制定的，如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等。[4]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被附加了特定时期公共政策的特别法已经成为了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工具，是不适宜规定在价值中立的民法典之中的。

　　简言之，侵权特别法所调整的事项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多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如果将这些规范全部纳人民法法典，民法典体系就会变得庞杂芜乱，使其原有的基本价值和精神面貌趋于模糊，进而给民法典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损害。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在具体危险责任方面都坚持了“非法典化”的做法，“非法典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现代大多数关于由物所致的损害的责任的法律规定都是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建立起来的。”[5]如德国将这个领域完全交付给了特别法，即使在20世纪进行债法整编时也没有将其纳人法典。同样，在危险责任法典化方面走得比较远的荷兰新民法典，也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将其全部法典化的野心，而是将大量的特别法留在了法典之外。

　　民法典侵权法编应该做的，只能是对于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一般的权利义务规则做出明确规范，并对比较成熟、确定的特殊侵权行为，通过简要列举的方式明确其相对特殊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或无过错责任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规范则应留给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法典与特别法互相补充协调，在保持法典稳定性的同时，为特别法的发展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使侵权法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6]

　　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独立模式综述

　　所谓独立模式，是指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模式。独立的模式并不唯一，形式上共同的独立并不能掩盖独立程度上的实质的差别。以独立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绝对独立模式下还可以再细分为一元责任模式和二元责任模式。

　　（一）相对独立模式

　　所谓相对独立模式，是指在法典内部体系上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但其内容实质仍受债法制约，侵权行为法总体仍旧居于债法总则的统属之下的独立模式。形式的独立并未改变侵权行为法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民法典内某一编的状况，此种独立至少在程度是上不完全、非绝对的，故而此模式又被称相对独立模式或形式独立模式。采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该草案共设七编，八十一章，一千九百二十四条，七编的顺序为依次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该草案对传统债法的处理采用了“总则－分则”的方式，即在“债权总则”编之下，再专设“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对此，起草者的解释是：“鉴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各种新的合同类型和新的侵权行为类型，致债权编条文数剧增而与其他各编不成比例，遂参考荷兰新民法典将债权编分解为债权总则、合同和侵权行为三编，形成法典‘双层’结构。”[7]所谓“双层”结构，自然是将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一起作为民法典中债法层次之下的又一层次而言，在该草案侵权行为法一编的理由说明当中，起草者再次强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本质相同，因此同属于债权法，称为侵权行为之债。侵权行为之债与合同之债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法定之债，后者为意定之债。但两者本质相同，均属于相对权和请求权，具有共同的本质和效力……本法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第二层是债权编内部的划分，债权总则与作为债权分则的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可见，本编内部不构成与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的并列关系，只是在债权总则之下与合同编构成比例关系。”[8]由此可见，社科院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中采取了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立法模式

　　主张将侵权行为纳入债法体系者主要从物权与债权区分的角度立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两类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若不进行相对法律关系的处理，权利就不具有可实现性。合同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虽有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区别，但权利性质相同，均属于请求权，其履行、移转、变更、消灭以及多数当事人债权债务、连带债权债务等适用相同的规则，所以有将侵权行为纳入债编的必要。[9]

　　这种主张的立论角度存在逻辑缺陷，侵权行为并不是局限于物权和债权的，对任何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从物权和债权区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侵权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权利的可实现性最终落脚点在责任，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侵权行为人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责任。

　　侵权行为发生后的确会产生请求权，但这不是将侵权行为归入债的理由，因为请求权不等于债。物权请求权也是请求权，我们都不会将它归入债，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之债呢？

　　（二）绝对独立模式
强制收购广东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以抵顶其债务执行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申请执行人：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住所地：无锡市清扬路。
　　法定代表人：陆锁宝，该公司经理。
　　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哲，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江苏省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无锡市通扬路。
　　法定代表人：张少杰，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广东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中建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博，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南长公司）、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公司）和被告广东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都是第三人江苏省无锡新江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南公司）的股东。在新江南公司８０００万元的股本金中，恒通公司持有４４００万元的股份，为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东；南长公司持有１４５０万元股份，浦东公司持有４００万元股份，其余股份由各小股东占有。恒通公司派张少杰出任新江南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由张少杰提名任命恒通公司的石桂祥为新江南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被告恒通公司和第三人新江南公司签订了一份《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书》，确认至１９９８年６月３０日，恒通公司欠新江南公司３９７１万元。恒通公司以其在深圳上水径工业区的第１３号厂房，第９号、第１０号、第１２号宿舍楼等共计１７８９７．０４平方米的房产，作价４０３５２７８４元给新江南公司冲抵债务，房产与债务冲抵后的余额６４２７８４元，作为房产过户费用。
　　协议签订后，因第１３号厂房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被告恒通公司将其他房产过户给第三人新江南公司。１９９９年５月６日，新江南公司第二届四次董事会决议：责成经营班子对恒通公司抵债的房产组织评估。评估后如价值缩水，以恒通公司的股权冲抵。新江南公司委托无锡恒茂房地产中介评估行（以下简称恒茂行）进行了评估。经评估，恒通公司的抵债房产，价值为２５１６．８８万元。据此，新江南公司的非控股股东认为：恒通公司利用担任新江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优势地位，将评估价值仅为２５１６．８８万元的房产，作价４０３５万余元给新江南公司抵债，损害了新江南公司和他们的利益，遂决定起诉恒通公司侵权。但由于恒通公司是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东，新江南公司无法在董事会上形成起诉恒通公司的决议，非控股股东遂委托南长公司、浦东公司作为他们的代表，对恒通公司提起侵权诉讼。诉讼期间，恒通公司对恒茂行的评估报告提出异议，法院又委托深圳市宏厦房地产交易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厦公司）重新评估。宏厦公司以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即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签订协议之日）的基准价进行了评估。扣除已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并已执行给他人所有的房产，其余恒通公司给新江南公司抵债的房产，评估价为１１９．７４万元。此次的评估费用１９８００元， 由南长公司、浦东公司垫付。

【法院审理及判决】
案经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恒通公司给第三人新江南公司抵债的房产，实际价值仅为１１１９．７４万元，根本不能抵偿其欠新江南公司的３９７１万元债务。恒通公司利用自己在新江南公司的控股地位，用以物抵债、低值高估的方法为本公司牟取非法利益，给新江南公司造成２８５１．２６万元的损失，侵害了新江南公司以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权益。恒通公司与新江南公司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签订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其中有关恒通公司以房产作价抵偿新江南公司债务的条款，违背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恒通公司对其侵权行为给新江南公司造成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据此判决：
　　一、被告恒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第三人新江南公司２８５１．２６万元及利息（自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按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被告恒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给付原告南长公司和浦东公司垫付的房产评估费１９８００元。
　　案件受理费１５２５７３元、财产保全费１２５０００元，合计２７７５７３元，由被告恒通公司负担。
恒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因该公司未按期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原审判决即发生效力。
一审判决生效后，被告恒通公司没有自觉履行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原告南长公司、浦东公司和第三人新江南公司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接到执行申请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并向被执行人恒通公司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执行中了解到，除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以外，恒通公司再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遂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６日查封了恒通公司持有的４０００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并委托无锡普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经评估，新江南公司的股份，每股净资产约为０．９２元。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无锡华东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查封的４０００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拍卖未成交，该股份也无法变卖。
　　至此，被执行人恒通公司所欠申请执行人新江南公司的全部本金和利息，以及所欠新江南公司以及新江南公司非控股股东垫付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等，已达３６４２６３３１元。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研究认为：被执行人恒通公司所欠主要是申请执行人新江南公司的债务，而现在执行回来的只是恒通公司持有的４０００万股新江南公司股份，该股份目前无法拍卖和变卖，只有由新江南公司收回以抵顶恒通公司欠其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１０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公司是不能收购本公司股票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司按照法定程序收购公司的股票。新江南公司如果收购了恒通公司所持的股份，恒通公司在新江南公司的股份才能注销，新江南公司的资本也必然会减少，从而符合了法律对收购本公司股票的特殊要求。但是要作到这一步，必须经新江南公司的股东大会同意授权。恒通公司至今仍然是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东，新江南公司无法在股东大会上作出这样的决议。为维护法律的尊严，规范和完善股份公司制度，依法保护股份公司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制裁股份公司内部发生的侵权行为，只能由人民法院强制新江南公司收购恒通公司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据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裁定：
　　以新江南公司对恒通公司享有的３６４２６３３１元债权作为收购款，强制收购恒通公司持有的３９５９３８３８股新江南公司股份。收购后，新江南公司依法相应减少其注册资本并注销股份。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被执行人恒通公司所欠申请执行人新江南公司的债务已清偿。恒通公司所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也相应地由４４００万股减为４５７６１６２股。新江南公司注销股份的法律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召开了新一届的股东大会，选举、组成了新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目前，新江南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

【律师点评】
本案涉及到的公司法律问题主要是公司股份收购和注册资本减少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有以下例外情形：（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由此可见，新公司法增加了公司收购本公司股票的法定情形。但旨在减少注册资本而收购公司股票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并且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新法的这一规定与股东大会的职权相吻合，也有利于保证减资的依法进行。本案中，新江南公司因债权实现而依法回收本公司股份４０００万股，公司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可以为实现债权而回购本公司股份，但新江南公司收购了恒通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以后，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这样新江南公司的资本也必然会减少，从而符合了法律对收购本公司股票的特殊要求。不过因减少资本而回购股份的，必须经新江南公司的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又由于恒通公司仍然是新江南公司的控股股东，新江南公司无法在股东大会上作出这样的决议。所以本案最后裁决由人民法院强制新江南公司收购恒通公司持有的新江南公司股份，实属一个突破和革新性的判决，反映了我国司法裁判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司法裁判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日益增强。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