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权力启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吉林大学经济信息学院
2002级法学3班
刘英博
指导教师：车传波

内容提要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叫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程序强调无论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只要有错误即应通过再审制度加以纠正，贯彻了我们国家有错必纠、有错必改、实事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司法理念。在这项制度中，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主体为案件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后两者代表国家机关，因此传统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为公权力机关。虽然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该项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迫切需要改革与完善。笔者拟从我国公权力启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环节中入手，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审判监督程序 公权力 私权利 立法思想 诉讼模式 程序利益 先诉制度 再审之诉 上一级法院一审终审制

一、 检察院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中体现的问题

（一）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造成了对法院的权力的冲击
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可以提起抗诉，法律虽然列举了几种情况，但是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操作起来也相对困难。针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就产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提起抗诉这方面来思考，产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范围究竟是什么呢？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可能就案件的结果做出裁定；也可能就其它问题做出裁定。例如对当事人的诉前保全申请、诉讼保全和申请破产的申请做出裁定。这些裁定一经做出就发生了法律效力，检察院是不是也要对这些裁定作出抗诉呢。笔者认为，针对这些在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裁定不应该进行抗诉，有时反而显得多余和毫无意义：例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财产保全的请求，法院对此请求作出了裁定并予以执行。在整个案件终结后，检察院对此裁定再作出抗诉就显得没有意义。因此法律的本意应该是就法院对案件作出的终局性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抗诉。如此的话，就应该在法律中做出具体的说明。
对于抗诉条件之二--“确有错误”来讲，依诉讼法列举的内容来看，检察院既可以依案件实体方面的错误提起的抗诉，也可以因程序方面的问题而提起的抗诉，范围可以说确实广泛。那么，从检察院的自身特点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这一角度分析，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监督者，拥有对法院行使权力的监督权。尤其凸显出是一种对程序上事后监督--只有所有与案件相关的程序结束后才可以提出的监督。但就是这种监督权在启动审判监督的环节中侵犯了法院的权利。首先，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检察院对于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证据和庭审证据真实性、充分性的审查权，那么检察院以什么理由认定案件的主要证据不足来启动审判监督呢。其次，由于没有对证据进行认定，又何以认定法院对法律的适用是不是确有错误呢。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在案件诉讼中的实体问题检察院没有必要进行抗诉，相应的对于明显的违反程序和审判人员枉法裁判等程序上的内容正是检察院的职权范围。否则，他的权力过大必然对法院的权力形成冲击。
（二）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可信力不足，造成司法资源浪费
这个问题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在提起抗诉后，如果证据内容真实、数量充分，那么原来案件的判决结果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有可能重新建构。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提起抗诉的证据内容不真实、数量不充分，就不能推翻原判决；检察院又没有义务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当事人就还要在搜集证据上疲于奔命；法官往往被纠缠在这种无理之诉中，这就使法律显得很无奈。无形中造成了司法资源的重大浪费。况且在民事案件的审判和抗诉中，检、法两家在观念上的矛盾本来就很突出，这样的抗诉行为，对于案件的解决往往没有帮助。以长春市中级法院为例，笔者在实习期间，和很多民事庭的法官接触后感觉到他们都认为检察院在没有参加庭审，没有进行证据调查，尤其是没有对案件全面认识的情况下，就没有资格对案件进行干涉；通常只能在有检察院参与的刑事案件中起到作用。虽然这种观点有些偏激，但真正反映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于检察院的巨大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限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6条的规定，只要抗诉合乎法定形式要件，法院必须再审，这是我国检察机关抗诉权的一大特色，而且绝不准带有任何附加条件。在民事案件的抗诉中，这种特色体现为四个方面的不限：即对于提起审判监督的时间不限，提起审判监督的案件类型不限，提起审判监督的案件法院是否认可不限，是否依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行使诉讼权利不限。虽然在实务中，由检察院提起的审判监督案件不是很多，但是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始终影响着其它的受监督机关。在理论上讲，法院作出的所有的产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就因此又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因为没人可以预料到自己的案件会在什么时候受到检察院的抗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会进入到审判监督的程序中，就自然不会按照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来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而且审判监督程序实质上是审判程序的延伸，通常还是适用一般的程序来审理，那么，当事人双方就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胜诉。原来确定好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此推想，全国的案件就都会使已经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又重新回到不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决不是立法者想要看到的。而这些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检察院权力过大而造成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精辟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1]。因此对于检察院权力的确定和限制对于建构新的、稳定的法律监督机制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四）检察院的抗诉权侵犯当事人的诉权
按诉讼法规定和理论理解，检察院的民事案件抗诉权只能针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而不宜介入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之争。但是，检察院拥有的抗诉权的确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在现在的案件中，我们可以将其大体可以分为和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公序良俗、他人利益有关的案件和与以上都无关的自然人案件两种类型。后一种案件依司法自治原则就应当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公权力和其他任何力量都没有介入的必要。案件终局结束，一旦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放弃申诉，那么就说明他对审判结果满意，同时就确认了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还是要依靠公权力提起再审，新的案件结果未必会让当事人接受。试想，如果检察院依自己权力对某一案件提起了抗诉，法院就这一案件作出了新的判决，但是当事人不服，或是早已认可了原来的判决，那么我们的法律尊严和权威就荡然无存。强迫当事人接受新的终局裁判应该不是一部“良法”所要体现的权力。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做出判断，应该在这两个制约的条件下作出选择，或者找到一个平衡点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谈到了对于诉权的侵犯，就一定要对诉权的内容进行确认。所谓的诉权，不单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提到的案件原告，上诉审中的上诉人，或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诉人独有的权利。同时，这也是被告，被上诉人和被申诉人拥有的法定的权利。只有双方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民事审判才可以说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的法律地位，诉讼实力才有可能是平等的，并符合民法中的相关规定。但是检察院就案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恰恰就是在打破这种权利的平衡，因为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就意味着他已经支持了申诉人的意见，认为相对方在原来的案件终结后取得的权利是不合法的。因此，这一方当事人就有了公权力的支持。相对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力量就显得很单薄，缺少一个像检察院这样有力的机构在支持，诉讼中必然处于下风。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重新开始诉讼，不就是在侵犯被申诉人的诉权吗；不也是在违犯法律关于平等诉讼的规定吗；这种违反了程序的审判监督如何保护当事人的真实利益呢。因此，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二、法院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中体现的问题

（一）法院的权力受到检察院冲击
法院同检察院一样，都拥有对案件提起审判监督的权力，而且在提起此程序的条件方面也大体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在关于提起审判监督的证据方面增加了部分内容。这样的立法目的就仅仅是为法院增加了部分权力？不是的，笔者认为立法所真正体现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法院自身的特点--对案件的实体拥有充分的审查的权力。这和检察院对案件的程序的认定有权利一样，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现在法院的权力被检察院侵犯，丧失了原来的权利建构，不能不说对案件的认定没有影响。详细的理由和检察院侵犯法院权利部分的内容相同，在此不再重述。
（二）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构成了对当事人诉权的侵害
司法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被动性，在法院方面体现为传统的“不告不理，告什么理什么的原则”。特别是在诉讼阶段，如果当事人没有就诉讼的结果提出异议，法院就不会提出干涉；如果当事人对于案件的结果有异议，就会行使上诉权或是申诉权，此时法院就有权力干预。相反，当事人在接受了结果后就不会提出这样的权利申请，那么法院再次是凭借自己权力的介入就很明显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和处分权，而且违背了法院以消极方式行使权力的特点。加之在现在的诉讼中，当事人是否进行诉讼，如何进行诉讼都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收获应该体现在现代诉讼中，这是诉讼的科学性、效益性的体现。由法院依自身权力启动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无形之中就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审判监督程序中支出大于获利的不当现象。
（三）当事人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困难
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当事人引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是框架式的，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现在各地法院的做法又不尽相同。以长春地区法院为例，现在对于是否提起审监的做法一般是由院长提议，提交院长和各庭的正职厅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最后决定是否对案件进行再审。决定再审的就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反对再审通常就会对当事人说明理由，劝其放弃继续申诉。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特殊的原因，这种讨论的过程都是非公开的。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事人一旦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并不会信服法院是不是在公正的情况下作出公正的决定。怀疑无限就会引起申诉无限。同时，这种制度也给了法院暗箱操作的可能，为不法行为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违背了判决的基本效力的基本理论
判决或裁定一旦作出就产生一定的形式效力，对于法院也产生拘束力。在同一审级中，即使判决和裁定有瑕疵，法院也不可自我改变结果。对法院的拘束力，只有在法律允许依职权变更判决的限度内才会缓和[注2]。因此，如果立法认为判决可以由法院自由的做出改变，那么判决的拘束力就会荡然无存，案件的结果再次处于不定的状态，同时法院的威信和判决的权威性就会荡然无存，也不利于法律本身发挥作用。
法理学认为法的作用为:(1)保障、引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保障、引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保障、引导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保障、引导和推进对外开放，维护国际和平和发展[注3]。现在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模式上要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相应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在经济继续法律对其利益进行保护和确认时，我们要求法律可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我们要求法律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在利益的归属不稳定的前提下，外商就不会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接受的司法观念是：可以接受败诉的结果，但是不能接受不稳定的权利义务状态，这样所有的利益都不会得到保护。法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作用或者没有起作用，那它就只能起到副作用，相信这不是立法者所愿意看到的。

三、公权力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绝对的真实和程序利益的冲突
我国审判监督程序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原本是我党在建设国家认识问题过程中总结的一条哲学道理，在建设国家中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把一条哲学道理应用到实践性很强的法律中，无疑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把他认定为一条法律原则，笔者认为不妥。对于程序法来讲，他的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也成为目的价值，通常体现在程序公正、自由、效益上，而外在价值是实现民事诉讼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再审程序中则体现为认定事实客观准确和适用法律正确。此时，我国的审判监督指导原则和诉讼法的外部价值合二为一--目的又为追求绝对的客观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双重的“绝对正确”。但真实的事实不可能再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实，而不可能是真实的事实[注]”。笔者认为追求客观事实的真实性不但浪费精力又没有必要；同时，由于追求可观的真实而引起对判决的质疑，以至进入到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修改，则诉讼将永远继续下去。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最终牺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没有程序利益就跟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利益，那么审判监督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而笔者认为，为追求个案的绝对公正而牺牲整个民事诉讼体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偿失的。
（二）中央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扭曲了我国法的价值系统
法理学认为法的价值系统指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持有的由一组与法有关的创制和实施相关的目的价值、标准和形式价值三部分组成的价值系统。
本文中我们着重就法的形式价值系统相关的问题展开研究。法的形式价值是指法律制度在形式上表现出的优良品质[注5]。它应当体现出公开性、稳定性、连续性、严谨性、灵活性、实用性、明确性和简练性。建国初期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实行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或习惯性的使用行政手段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就成了一种惯式，甚至认为行政手段比法律手段更为便当，认为法律反倒束缚了手脚。这种思维定式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喜欢用行政的方式来指使司法行为，在审判监督阶段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提起审判监督的“第四主体”--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实践中，人大可以通过提案的方式要求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由于法院处于整个监督体系的最低层，所以难以抗拒人大的要求。当人大通过某种行政手段要求法院改判案件时，往往是某位领导的“批示和指导”造成的。目前中国正在向法制的社会迈进，法律的多重价值中，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是必不可少的。确定划分行政权力的界限，树立有法可依、法律调整行为的观念成为了一种必要。
（三）职权主义思想浓重，给当事人的私权利带来侵犯
职权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整个法庭审判的进程，包括证据的搜集、调查、认定和程序的推进都依法院的职权进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被压制得很小。但从世界发展的现状看，即使是一直推崇职权主义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方面也采用了越来越接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所谓的当事人主义就是和职权主义相对的，在诉讼中，法官的权力很小，当事人拥有搜集、调查、认定证据的权利，甚至还可以推进法庭的审理进程。相比较之下，在两种模式中“取长补短，平衡权力”这种做法更有利于发挥大陆法系公权利的作用和保护当事人的处分权和诉权。这是一种法学科学性的体现，科学性也正是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开展，私权利和公权力的冲突已经开始显现，如何调和并达成“双赢”还要立法者加以思考。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2008年9月26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工作，保障人体健康、动物健康和公共卫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血防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综合治理、整体推进和人畜同步防治的原则，以控制传染源为重点，实行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血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将血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制定血防规划，部署防治工作任务，完善协调领导机制，解决血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监督、考核本行政区域内的血防工作。

血防工作实行政府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

　第四条 血防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含血防，下同)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血防综合监督管理和指导工作，履行下列职责：（一）拟订本地区血防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和防治规划;（二）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对血吸虫病的综合防治工作；（三）督促指导本地区血吸虫病的综合治理和科学防治工作；（四）监督检查本地区血吸虫病的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五）组织查螺和高危易感地带药物灭螺工作；（六）指导血防技术，普及和宣传血防知识；（七）其他血防综合监督管理工作。

农业（含畜牧兽医、农机、能源、水产，下同）、水利、国土资源、林业、交通、发展改革、财政、民政等其他主管部门共同配合，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血防工作，并实施监督管理。

凡与血防工作有关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有关规定将承担的血防工作任务列入工作计划，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血防工作。

血防地区的中央、省属单位以及驻鄂部队，应当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按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血防工作总体规划的要求，服从血防工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同步开展防治工作。

第五条 血防地区按规定设立的负责血吸虫病预防控制的机构（以下简称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辖区血防业务技术工作。

血防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县（市）、乡(镇)、村血防网络和队伍建设，血防重点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确保乡镇有必需的血防预防人员从事血防工作。

第六条 血防地区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组织村(居)民积极参加当地人民政府开展的血防活动，落实综合防控措施。

鼓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血防活动和捐赠资助血防工作；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积极参与血防工作。

第七条 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血防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血防意识。

报刊、广播、电视、网站等各类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公益性血防宣传教育。血防重点地区的新闻媒体应当在血吸虫病易感季节、学校暑假期间和较大洪涝灾害时，集中开展公益性血防宣传教育。

血防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将血防健康教育工作纳入中小学校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并进行督促和检查；中小学校应当将血防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配合血防专业机构开展师生血吸虫病查治工作。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本单位、本辖区内人员和村（居）民学习、普及血防知识，增强科学防护意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和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以控制血吸虫病传染源，阻断血吸虫病传播途径为重点的综合防治措施，加强联防联控，做好血吸虫病的预防控制工作。

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标准，将血防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地区和一般防治地区，实行分类防治。在重点防治地区的血防工作和项目建设上，应当整合资源、综合防治，实施区(流)域治理，整体推进。在一般防治地区应当做好疫情巩固和监测工作，进一步控制和阻断血吸虫病传播。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制订血防技术规范，指导血防地区和有关部门血防项目的实施。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和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卫生等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安排和实施农村建沼气池、改厕、改厨、改圈和建无害化卫生厕所等项目，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有效控制血吸虫病传染源。

血防地区的单位和居民应当修建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和沼气池；有钉螺地带的港口、码头、渡口和渔(船)民集散地应当修建使用无害化公共厕所；在有钉螺的水道两岸已建厕所和牲畜圈栏未达到无害化标准的，应当予以拆除或者设置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卫生、农业等主管部门应当对单位和居民修建使用无害化厕所和沼气池予以指导和监督。

禁止向水体排放或者施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人畜粪便。

第十条 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扶持血防地区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有钉螺的水田应当逐步改种旱作物或者水旱轮作，不宜改种旱作物的，应当采取其他有效灭螺措施。

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并落实耕牛查病、病牛淘汰及其资金补贴等措施，有计划地逐年减少和淘汰血防地区耕牛存栏数，分层推进农业机械代替耕牛作业，有效阻断血吸虫病传染源。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以机代牛农机用户的免费培训，并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血吸虫病重点防治地区的农业主管部门应当推进牛、羊、猪等家畜的舍饲圈养，实行圈养家畜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引导养殖户调整养殖模式，发展以禽代畜。

第十一条 农业、水利等主管部门在血防地区实施农田水利工程、开挖鱼池、建设排灌渠道涵闸等项目时，必须落实防止钉螺扩散的措施。

水利主管部门在血防地区应当按照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螺的原则，优先安排安全饮用水建设项目。实施江河湖泊治理工程、灌区改造和小流域治理等水利工程项目时，应当同步配套建设防螺、阻螺设施。

林业主管部门在血防地区实施退耕还林、防护林建设、野生动物植物保护、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工程项目时，应当开展血吸虫病综合防治。对禁牧的洲（江、河、湖）滩，及时营造抑螺防螺林。

交通主管部门在血防地区实施道路建设、航道清淤、新建或者改建航道船闸、修建码头等项目时，应当落实血防措施。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在血防地区实施土地整理等项目，并落实血防设施。

科技主管部门应当将血防科研项目列入重点科研计划，组织、鼓励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社会各界开展血防研究，积极推广和引进血防新技术、新成果。

因工程项目需要从有钉螺地带向非疫区供土、供水时，必须落实防止钉螺扩散的措施，并告知供土、供水地和工程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监督。

第十二条 血防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水利、林业主管部门，根据血吸虫病监测等流行病学资料，划定、变更有钉螺地带，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告并标明有钉螺地带。

第十三条 禁止在有钉螺的洲滩等地带放养牛、羊、猪等家畜。禁止引种在有钉螺地带培育的芦苇等植物和农作物的种苗等。禁止在血吸虫病易感地带游泳以及未采取防护措施从事接触疫水的活动。

血防地区的县(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禁牧的具体管理办法，明确禁牧监督责任、监管人员、资金安排等事项，并组织实施。农业、卫生等主管部门负责落实禁牧措施，对靠近村庄和人畜活动频繁的有钉螺的洲滩等地带设立禁牧铁丝网等必要的隔离设施，或者安排专人看管，并将禁牧情况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对设有警示标志的有钉螺的洲滩等地带和血吸虫病易感地带，应当协助做好保护警示标志和执行禁令的工作，劝阻违反禁令的行为。

因生产、生活需要进入血吸虫病易感地带的人员，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感染血吸虫病。

第十四条 血防地区交通、卫生、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上流动人员的防治工作，组织有关单位开展血吸虫病检查、治疗和健康咨询，实施粪便无害化处理。

第十五条 同一流域的血防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开展血吸虫病联防联控，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同步实施血防措施，整体推进血防工作。

血防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血吸虫病联防联控方案，组织乡（镇）人民政府同步实施。不同行政区域间的联防联控工作，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联防联控方案，并组织同步实施。

省人民政府根据全省血防工作的需要，确定省级重点联防联控区域，制定联防联控方案，并督促实施。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因行政隶属关系不同等原因妨碍血防工作、推诿血防责任。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在血防地区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必须事先提请省级以上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施工环境进行血防卫生学评价。建设单位必须根据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措施。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设专人负责工程的血防工作，并接受当地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工程竣工后，应当告知当地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由其对工程地区的血吸虫病进行监测。

第十七条 血防地区的村（居）民有参加查灭钉螺等义务。村（居）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组织辖区内村（居）民积极参加血防义务劳动。

农场、林场、养殖场、监狱、劳教场所、驻鄂部队所属单位的查灭钉螺工作以及航运、铁道、公路等用地范围内的查灭钉螺工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按照所在地卫生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由其经营管理者承担完成，上述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其经营管理者认真履行血防义务。

第十八条 发现血吸虫病患者应当及早治疗，具备收治血吸虫病病人条件的医疗单位负责血吸虫病病人的检查、治疗，不得拒绝接收和治疗血吸虫病病人，因患有其他严重并发症需要转院治疗或者邀请其他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会诊的，应当按规定及时处置。

第十九条 血防地区有关单位对因生产、工作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应当按照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采取防护措施，并定期组织进行血吸虫病专项体检。

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对因防汛、抗洪抢险必须接触疫水的人员（含部队人员），应当按照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采取防护措施，并在防汛、抗洪抢险人员脱离现场后一个月内组织对其进行血吸虫病专项体检、治疗和定期追踪监测。

第二十条 实行血吸虫病疫情报告制度。疫情报告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不得隐瞒、谎报、缓报血吸虫病疫情。

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依法收集、分析、调查、核实血吸虫病疫情信息，由专门人员负责血吸虫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依法收集、核实家畜血吸虫病疫情并按规定及时上报。

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血吸虫病疫情信息。

单位和个人发现血吸虫病疫情，应当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或者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血防地区的村医务室承担本辖区疫情信息管理任务，协助做好血吸虫病检查、治疗等工作，县级以上财政应当给予经费补助。

第二十一条 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的地区，必须定期开展监测工作，巩固防治成果。

血防地区发生新的疫情或者已达到传播控制和传播阻断标准的地区重新出现血吸虫病疫情的，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或者消灭疫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以媒体、警示牌、通告等形式告知当地居民，增强防范意识。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血防地区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血防规划、计划，将实施规划、计划所必需的血防经费和其他相关经费优先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血防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省人民政府和血防地区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血防项目规划，安排项目建设投资。

省人民政府根据血防工作需要，对重点防治地区和经济困难的县(区)开展血防工作给予补助。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在编制或者审批血防地区的卫生、农业、水利、林业、国土资源、交通等项目规划时，应当会同卫生等主管部门将血防设施纳入项目建设中统筹安排。血防设施应当与项目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第二十四条 血防预防人员(含畜牧血防预防人员)经费按照定编人数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经批准设立的血防专科医院的人员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

第二十五条 对城乡居民免费提供抗血吸虫基本预防药物，对经济困难居民的血吸虫病治疗费用予以减免。对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按规定实行免费救治。

已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血吸虫病病人，其治疗血吸虫病的费用应当纳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范围。

因工作原因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员，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待遇。因防汛、抗洪抢险感染血吸虫病的人员，未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的，由当地血防医疗机构免费进行检查和治疗，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

第二十六条 建立血防监督员制度。血防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聘请血防监督员，由合格的血防专业人员兼任。血防监督员履行卫生主管部门赋予的血防监督职责，并接受同级卫生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二十七条 血防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一）血防地区县级或者乡级行政区达到血防预期目标的；（二）血防工作成效显著的；（三）对血防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四）在血防科研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八条 从有钉螺地带向非疫区供土、供水时不落实防止钉螺扩散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违法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予以整改，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整改的，由有关主管部门采取相关措施防止钉螺扩散，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在有钉螺地带放养牛、羊、猪等家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对放养的家畜可予以暂扣并进行强制检疫，经检疫已感染血吸虫病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督促家畜所有人及时淘汰处置。

第三十条 血防地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机构，未依法履行血吸虫病疫情通报、报告、公布职责，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血吸虫病疫情，以及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疫情扩散致使公众身体健康遭受危害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倒卖、挪用国家免费供应的防治血吸虫病药品、灭螺药品或者物资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没收倒卖、挪用的药品及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五至十倍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向水体排放或者施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人畜粪便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整改，所需费用由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有关法律和国务院《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1991年5月30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血吸虫病防治条例》同时废止。